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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电子工程系原教师陈忠民一直记得，上世纪80年代的上海，每到周六傍晚或周日清晨，长途汽车站总是排起长队，一群知识分子模样的人们相视一笑，心照不宣。他们是上海各大专院校、科研院所或国有企业的技术人员，“标准”的打扮是一身蓝色的卡其布中山装洗得有些发白，风纪扣却整整齐齐，拎着人造革的包。他们正“悄悄”地去往上海郊区或长三角各地的乡镇企业、民营工厂“兼职”，给小老板们救急帮忙，到周日晚上再匆匆回来，周一依旧照常上班。这是长三角一代企业家的共同记忆，人们管这群技术人员叫“星期日工程师”或“周末工程师”。陈忠民还记得，他当“星期日工程师”第一次拿到的报酬有一万多块钱，黑色手提包里塞满5元、10元的纸币，提着包回家，心惊肉跳，手抖了一路。当时，他的月工资为36元。
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萧山生物工程中心特聘研究员叶嘉明展示他的产品。
俱往矣，如今的年轻人已很难想象那个充满热情和新奇感的年代，科技人才的异地兼职乃至创业，早从偷偷摸摸到光明正大。“星期日工程师”成了陌生的历史词语。不过近些年，浙江丽水庆元县把“星期日工程师”又请出来了，去年起该县决定向县外柔性引进一批急需的紧缺专业人才，利用节假日、周末或业余时间去庆元县开展创新服务，符合一定条件者可以申领“星期日工程师证”，能享受庆元县的市民旅游服务、车辆办证、年检优惠等等。一年多来，这个县已在食用菌、铅笔、竹木制品、生态农业、生态旅游、城市更新等重点领域引进约60名“星期日工程师”，攻克技术难题超28项，点对点开展智力服务1600余次。
“星期日工程师”重出江湖，并不仅在浙南小县。在长三角流动着的人才与创新要素，也不局限于星期日、局限于工程师群体。
“兼职”不为挣外快而为施展拳脚
上海大学旅游管理专业的教授俞海滨与丽水市人才管理服务局局长叶晓龙是老朋友了，此前交往中叶晓龙常跟他聊起工作，他一半出于交情，一半是出于职业习惯，也提些建议。
相识多年，叶晓龙对俞海滨仍保持着最初的热情和客气，每每说起家乡都有一种淳朴的自豪感，常旁敲侧击，请俞海滨去老家看看。直到前不久，俞海滨才觉得他“有目的”，叶晓龙向他明确提出，邀请他作为庆元县的“星期日工程师”，为该县斋郎村红色旅游的规划和发展建言献策，长期为庆元县发展出力。
于是10月初国庆假期的一天，天刚亮，叶晓龙就带着俞海滨往庆元县斋郎村跑。当年的“星期日工程师”外出兼职，其中不少人是看中了远远高于科研院所和国有企业工资的一份外快。而今，俞海滨这位“星期日工程师”几乎不拿钱。
俞海滨打算做的还不止于建言献策，见惯了各地旅游景区的他敏锐地发现了斋郎村巨大的旅游潜力和价值，想要精雕细琢，要把斋郎作为自己的一件“艺术品”和学术生涯的一个“亮点”，并努力打造成全国范围文化旅游项目的样板。
按上海市农业科学院食用菌研究所研究员尚晓冬的说法，自己利用业余时间去庆元县工作，更多的出于一种责任。上海农科院食用菌研究所是国内最早、最主要的香菇育种和栽培团队，庆元县是我国香菇栽培的发源地，规模也很大，研究所和庆元县的合作已有三十余年历史。“从老一辈科学家到我们，都与庆元有过合作。”尚晓冬说。
去年春天，尚晓冬正式受邀作为庆元县的“星期日工程师”指导当地农业生产，主要从事当地香菇品种的鉴定，以及研究院选育的新品种的生产试验。此前他帮助当地成功研制食用菌热泵烘干机，每年为全县菇农节省成本1742万元。对农业科技人员而言，去农业基地本身就是科研工作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香菇生产中碰到的问题，尚晓冬觉得他们科研团队有责任帮忙解决，毕竟“吃这碗饭，如果整个产业发展不好，将来的饭碗也就没了”。
从上海、杭州去庆元的“星期日工程师”不少，有人把智能制造系统应用于竹砧板的生产流水线，有人让食用菌的深层发酵技术更上一层楼，还有人将藜麦引入高海拔地区试种成功。像庆元这样的长三角偏远小县，本就是农业、旅游业的研究专家施展拳脚的地方。新时代的“星期日工程师”有新想法，与陈忠民这群老一代“星期日工程师”相比，他们相对不愁钱，也不怕个人才能被埋没，他们更需要的是“试验田”，能让学术研究落地，还能对地方发展有帮助。
从大城市到小城市找“试验田”
曾几何时，长三角各地野蛮生长的小企业迫切需要“星期日工程师”，而后者对小企业除了酬劳，似乎没啥需求。彼此之间的合作，也常有不欢而散的，有“星期日工程师”回忆起当年找上他的老板们：虽然那些企业家有魄力，但毛病也多，“跟自己一个搞技术的，总不是一路人”。陈忠民回忆起当年去上海郊区某企业帮忙，厂房里一团乱麻，万用表等检测设备绝大多数未经校准，很多最基本的技术活都得靠他做……
如今，新时代的“星期日工程师”，更看重的是当地能提供的产学研平台。他们去异地兼职或创业，往往是想与当地的创新载体共享共赢。
比如上海理工大学教授潘登，研究的是特种金属功能材料。好好教书就是了，可潘登经常从上海往嘉兴跑，同是大学老师的爱人一直不理解他：在大学好好地当教授，去嘉兴又不拿工资，到底想要干什么？
一日午后松江的郊野上，上海通往浙江清华长三院的G60高速绵延向前，天地空阔一片坦途。潘登开车中接到电话，原定的会议时间从下午3点45分提前到3点。随后他熟练地加大油门，请示领导晚到，安排助理下楼等候代他停车。设在嘉兴的清华长三角研究院特种金属研究中心，成了潘登的“试验田”，他要“在试验田上把手弄脏，沉下心做苦工”，把自己在象牙塔里做出的学术成果变成能走进寻常百姓家的产品。
对潘登等一批科研工作者而言，去嘉兴也许是他们科研工作面临困境的一个出路：一方面，他们的学术成果迫切地需要落地的平台，一般高校很难提供足够资金和资源；另一方面，他们的工作需要更长的研发周期，也面临着较大的风险，传统企业不愿承担一时看不到回报的投资。潘登钻研的材料学是“硬科技”，研发周期长，一旦成功，成果和影响也很大。他依旧记得一家跨国公司的前首席科学家跟他说的“一生最大成就”：这辈子发现了两种材料。潘登在嘉兴慢了下来了，不太提“公司上市”之类的话，长三角研究院的合作者们，也都能解基础研究需要的沉潜。
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工作精准医学中心常务副主任的许军普从北京来，他所在的生物医药领域的研发周期也很长。在他看来，嘉兴最大的优势之一就是能给早期的高科技企业贷款，他创办的企业在嘉兴仅有一个小实验室时，便拿到了300万元无抵押贷款。他还记得自己创业早期，没业绩、没销售额时，被银行要求用自己的房产做担保的事。
不仅是贷款，在嘉兴招聘也比大城市顺畅。许军普说，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生物医药领域的公司众多，可靠谱的技术工人却不好招：往往收到的上百份简历中，一大半不是想要的人，花费大量精力筛选，面试时到现场就四五个人，合适的几乎没有，但实在缺人咬着牙也就招了。
而在当地举办的一场招聘会让许军普印象深刻：通知应聘者下午1点半面试，不到1点门口竟然开始排队了；原本只通知了5人，没想到一共来了10人。从没见过这种阵仗的他，连问这是什么情况，后来才得知当地学院的生物工程专业在嘉兴很少有对口的工作，应届毕业生们听说这个岗位后“奔走相告”，数个宿舍全员出动，许军普当日就留了8个，“踏实务实，都是我们想要的人”。
而今“世界各地的朋友都会帮忙”
相比曾经的“星期日工程师”，如今的科研人员有更大的自由度。经常往返上海和嘉兴的潘登说，自己的工作时间是“任务导向”的，嘉兴团队若没什么事，自己就一直在学校正常上课，有事的话就把学校的事提前安排好，一去能在嘉兴待一周，“反正两边都没人要求我打卡”。对俞海滨而言，去庆元当然也不局限于周末，寒暑假、没课的工作日都可以去，尤其在寒暑假，他计划带着自己的研究生去斋郎村实地参与调研和规划。
自由度大了，可热情不减当年。就如潘登与许军普，一批科研工作者早已不仅是“星期日工程师”，更成了“星期日老板”，视野宽了，责任感强了。曾当过“星期日工程师”的陈忠民说起自己的一位学生，自叹不如：这位学生拒绝了某大企业的邀约，自己办企业做智能垃圾桶，既懂技术也会管理，还有魄力，这恐怕是许多从前的“星期日工程师”们无论如何做不来的。
在清华长三角研究院萧山生物工程中心担任特聘研究员的叶嘉明说话时，常让人觉得他不是科研人员，更像是一位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叶嘉明是杭州人，为了创业好久没回家看父母了，放着实验室里安稳的日子不过，如此投入创业的原因之一，在于他意识到不少科研院所里的学术思维，与市场需要的产品思维之间有不小的差距。他第一次意识到老百姓对食品安全快速检测的迫切需求，是因为自己误食了农药残留的苹果，肿了半边脸，瘙痒难耐。他研究的恰好是快速检测产品的核心技术，于是便只身来到萧山创业。创业这条路，对他一个曾对资本、管理、市场等各方面一无所知的科研人员来说很艰难，但他不后悔。
值得注意是，潘登也需要寻找研发团队，尤其在自己不熟悉的科研领域，“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都会帮忙。”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让创新要素的流动更顺畅了，不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浙江乡镇上的企业家要牢记上海杨浦区几个国有企业的门牌号码，然后老乡找老乡，辗转托了几层关系，才能找到“对的人”。
“星期日工程师”重出江湖时，无论当年还是现在，始终不变的是，人们都深刻地意识到创新是第一动力，各地在发展中重视科研人才的作用，并不断给他们提供发挥价值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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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主编：孔令君 文字编辑：孔令君 图片编辑：苏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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