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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是蒋介石的长子，他的一生富有复杂色彩，而他的复杂不仅仅限于1948年的“上海打虎”（惩治贪污和稳定上海金融），15岁时受吴稚晖启发，前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和邓小平是同学，还居然喊出“打倒蒋介石的口号”；27岁回到中国，在江西试验“赣南新政”，给全中国做了一个样板；39岁随父亲蒋介石败退台湾，成为白色恐怖统治的干将，蒋经国在父亲授意下实行恐怖统治。
据资料显示，从1949年到1987年共抓捕29000多人，38年间处死4500人。蒋经国认为，这是为政权求生存所必要的。即使他在台早期狠辣的统治手段备受质疑，但是却不影响台湾人对这位被称为“台湾威权政治的终结者，民主体制奠基人”的美誉，对此，马英九感慨道：“我们崇敬他，就因为他能突破家世、出身、教育、历练乃至意识形态的局限，务实肆应变局，进而开创新局，在这个意义上，他的身影，不仅不曾褪色，反而历久弥新。”
实际上，早在1972年蒋经国出任台湾“行政院”院长后，标志着“蒋经国时代”的悄然来临。1975年蒋介石死后，晚年的蒋经国真正掌握实权，台湾正处于历史的转折点。
在美遇刺，扪心自问
说起历史转折中的蒋经国，还得从1970年说起。时年4月24日，当地时间中午12时10分，“行政院副院长”任上访美的蒋经国，在严密护送下抵达纽约广场大酒店享受午宴。突然人群中冲出一穿风衣男子，在蒋经国身后拔出手枪，大叫“为台湾人报血债冤仇！”人高马大的美国警察闪电般托起其手腕，子弹偏高射入墙壁，刺客未及开第二枪，就与同伙被一起制服。后来查明，刺客是台湾来美留学的康奈尔大学社会学博士生黄文雄。黄文雄憎恨蒋氏政权，父亲在台湾早年白色恐怖中入狱。留美后，黄迅速成为“台独联盟”成员，企图报仇雪恨。
美国遇刺的那一刻，深深地刺痛了蒋经国。事后，保护蒋经国的那位便衣警察获赠蒋随身携带的昂贵手表。蜂拥而至的美国记者请蒋经国发表遇袭感言，蒋神态从容镇定：“这些怀有异见的人，他们如果有什么不同意见，可以向我陈述，我一定接见。至于这两个被逮捕的无知青年，我希望美国把他们释放。”但蒋经国回到台湾后，黄文雄即被列入重点看顾的海外黑名单，情治单位对黄的家人也一直“照顾有加”，只是美国的法律制度最终成就了蒋经国的仁慈。
虽然蒋经国多次表现出对此事的大度，仿佛若无其事，但枪击事件的巨大刺激令蒋经国终身难忘，以至于此后经常嘀咕“台湾人为什么要杀我？”正是在这样的反思中，他开始注重改善经济民生，让台湾人民享受到政权的好处。
经济改革，振兴台湾
由于在美遇刺一事改变了蒋经国的态度，他觉得如果民众过不上好日子，再强大的政权统治也无法得到民心民意，于是他将经济改革提上了议事日程，在位当政，克勤克俭，调整政策，勤政为民。
首先，实施“本土化”政策，开始大幅度起用台籍人士到党政上层权力机构任职，这有利于整合台籍政治精英，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缓和日益尖锐的“省籍”矛盾，也扩大了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基础，维护和巩固了国民党在台的统治地位。
其次， 1972—1980年，鉴于当时石油危机爆发，岛内基础设施相对不足，世界政治局势动荡，在外需不足、内需旺盛的情况下，扩大内需、加快重工业发展成为应对石油危机对岛内造成的冲击，促进岛内产业升级最为有效政策。
蒋经国先是制定了“经济建设六年计划”，1973年他又宣布将从次年起以五年时间完成九项重大工程，再加上后来的核能发电厂，合称为著名的“十项重要经济建设”（简称十大建设）。“十大建设”陆续完工并投入使用，成效在短期内就显现出来。台湾“行政院”经过研究后，于1977年9月23日对外宣布在“十大建设”基础上推行“十二项建设”。 这些政策促进了岛内投资与经济的增长，稳定了岛内的经济和物价水平，增加了就业机会，推动了经济结构的变化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台湾的经济增长。
第三，1981—1989年，从石油危机阴影中走出来的台湾，面临着从低级外向型经济向高级外向型经济转变。为了使策略性工业能够顺利完成，蒋经国设立新竹科技工业园区，推出优惠政策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同时推行“三化”即“经营自由化”、“经济国际化”、“管理制度化”，并且落实台湾“产业升级、科技兴台”政策，带动台湾经济发展，比如在硬件建设上，包括高速公路、国际机场、港口、铁路电气化、大钢厂、大造船厂、石化工业和核能电厂等等，客观上为台湾经济腾飞创造了条件。在此，不得不提的是蒋经国的施政原则，政府帮助企业界赚钱，但官员不能和企业家“打成一片”，以维政治风气之清明。他不是只要求别人，而是自己也以身作则。当时有位“立法委员”，是他莫斯科大学同学，平时会在一起喝酒聊天。但此公应一银行之请，挂名担任董事长，蒋立即与他划清界限，不再往来，以免外界猜测他与金融界有何瓜葛。
自1951年到1970年的前20年，台湾人均GDP仅从137美元上升到364美元，但从1970年到蒋经国离世的1988年，近20年间的人均GDP已变成7097美元，1978年人均国民所得1400美元，城市人口占到41.9%。尤为难得的是，蒋经国主政年代，社会始终未出现贫富分化随经济增长而加剧的情形，在几乎整个70年代和80年代的大部分时期，基尼系数一直低于0.3，中产阶级占全民总数51%。为世界人均收入分配差距最小的社会之一。
蒋经国59岁开始担任政府首脑，在他执掌台湾的20年时间里，推动十大建设，台湾经济发展迅速，跻身“亚洲四小龙”之一，创造了均富奇迹。同时，社会风气好转，企业素质大为提高，全社会朝气蓬勃，有人说那是一个台湾全社会积极向上的振奋时代，企业的第一单海外业务，家庭添置的第一台电视机摩托车，个人第一次到海外当观光客，国民第一次棒球队夺得世界冠军的扬眉吐气……人们怀念那个最美好的年代。
此外，蒋经国重视民情，勤访民意，除了经常下乡与百姓面对面接触，他年近古稀方接过大位后，在台湾各穷乡僻壤探求民隐，常会脱下鞋子涉水而过。即使身遭患糖尿病的苦痛折磨，外出视察时，依然会饿了直接向小饭馆买个盒饭就吃。即便终生与蒋氏父子为敌的台湾学者李敖亦做过统计，1978年到1981年，蒋经国下乡197次，“与民同乐”155天。为视察一条建设中的公路，他竟进山21次。1980年，永安矿难，蒋经国挨家挨户慰问。 1987年，蒋经国与12个“台籍耆老”谈话时，身段已较当年大为柔软：“我已经是台湾人。”在台湾住了近40年的蒋经国终于承认自己“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拉近了民众之间的距离感。
风云变幻，统治危机
台湾经济的腾飞，让民众享受到实实在在的改革成果，物质条件不断地提高，国民党的威权统治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政局的稳定，运用行政的方式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但是，暂时的稳定并没有解决社会中的深层次矛盾，也没有建立经济持久发展的机制，贪污腐败、家族政治、官商勾结等都削弱了当局的合法性资源。
伴随着台湾经济的快速发展，台湾的社会结构也在发生变革，台湾民众在解决了温饱问题后，政治意识觉醒，开始争取自身的政治权益。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台湾社会运动迅速发展。许多民众展开自力救济运动，包括“公民不服从运动”、环境保护运动、学生运动、宗教运动、消费者保护运动等，在方式和诉求手段上逐渐升级，高压统治无法适应时代的发展，人们在政治革新方面的呼声不断地高涨，对于处于历史转折点的蒋经国中，他也在不断地思考台湾的未来，台湾到底何去何从？
此外，还有国际时代背景不可忽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民主浪潮席卷全球。在亚洲，韩国民主斗士金大中与其他民主人士一道，誓死反抗李承晚、朴正熙、全斗焕独裁政权。1986年2月菲律宾独裁者马科斯政权被推翻，更成为影响世界的重大事件。在台湾，1979年12月10日，以《美丽岛》杂志社成员为核心的党外人士，在高雄市组织数千民众举行纪念“国际人权日”集会游行，民众高呼“打倒特务统治”、“反对国民党专政”等口号，要求民主与自由。军警奉命镇压，酿成双方近200人受伤的“美丽岛事件”。“美丽岛事件”是台湾民主的里程碑事件，客观上为加速台湾转型添注了正能量。
实际上，蒋经国晚年可谓是多事之秋，除了内忧还有外患，面对美台“断交”，国民党政权面临法统危机，人心思变。大陆改革开放，缓和两岸关系，对国民党政权造成很大的冲击力。作为曾深受儒学教诲的蒋经国，促使他再次自省，那就是耸人听闻的“江南事件”和“十信弊案”，两案中均有政府高官涉及。江南事件又称“刘宜良命案”。1984年10月，国民党当局在美国旧金山江南住宅附近，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血案，旅美华人江南写了《蒋经国传》，由于该书披露了蒋氏父子一些鲜为人知的丑闻内幕，引起蒋氏家族的仇视，对此，国民党当局极为恼怒，视江南为国民党叛逆，必欲除之。10月15日在住所附近被枪杀，此案轰动一时。后来，追查牵涉到蒋经国父子，世界舆论哗然……江南事件和十信弊案使国民党的体制弊端彻底暴露。岛内信心危机加剧，“疏离感日渐加深”。
顺应潮流，政治革新
许多人要求蒋经国改变僵化、保守的政策。因此可以说，这两个案件是蒋经国下定决心进行“政治革新”的导火索。蒋经国将于右任赠的对联作为座右铭：“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晚年，糖尿病缠身，他几不能直立，靠轮椅代步，自知来日无多，为国民党长久利益计，不能不采取更适应潮流的做法，并且“向历史交代”，开启了让台湾脱胎换骨的革新。
1986年3月底，蒋经国在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政治革新”的主张，蒋经国分别约见一些国民党元老、党政军高级领导，向他们说明进行改革的意义和决心，引导他们从实际出发，放眼向前看，逐渐化解了他们的怀疑和忧虑，加快了研议的议程，强调“要以党的革新带动全面革新”。会议决定调整政策，包括调整决策机构、组织革新小组、革新党务、解除戒严——台湾社会开始“解冻”；开放党禁——台湾迈向多党竞争的政党政治；报禁——言论有了自由表达；实行地方自治法制化、推动党务革新等。台港舆论界一致认为“国民党以今春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为契机，也下了求变的决心”。毫无疑问，这些“新政”的实施，虽然必会推动国民党向现代民主政党转型，但是，不解、怀疑、阻力的存在是必然的。 当时，蒋经国推行的民主改革，必然触及各方既得利益者的特权，招致种种反对和阻力。在蒋经国签署解除“戒严令”前后，国民党内许多人向蒋经国提出质疑，担心开放党禁报禁之后，国民党会否丢掉权杖？会否就此亡党？会否“天下”大乱？……“国策顾问”沈昌焕提醒蒋经国：“这样做，可能会使我们的党将来失去政权！”蒋经国淡定地回答：“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蒋经国还说过：“世上没有万年的执政党，即使被人民选下台，将来政绩好了，仍然可以再被选上。”在2000年大选时，国民党被多数台湾民众抛弃，成为在野党。国民党下台后，经过痛定思痛，割痈去疽，在2008年被台湾民众重新举上执政之位，验证了蒋经国的预言。蒋经国在一次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上明确作答：“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因应这些变迁，执政党必须以新的观念，新的做法，在民主宪政体制的基础上，推动革新措施，唯有如此，才能与时代潮流相结合，才能与民众永远在一起。”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蒋经国晚年推行的政治改革，标志着台湾政治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里程碑，但整个“宪政体制”的改革等问题并没有涉及，但蒋经国推行的政治改革使台湾的政治生态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使“回归宪政”成为可能。 1988年1月蒋经国逝世后，由他开创的政治转型事业继续深入。1991年4月，台湾制订了“宪法增修条文”，废止了“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1992年5月，废止了“阴谋内乱罪”和“言论内乱罪”。1994年12月，省长及台北、高雄市长直选。1996年3月，首次“总统”直选。 今天的台湾，民主竞选、分权制衡、舆论监督、结社自由、地方自治，被称为是“亚洲和世界民主的灯塔”（美国总统布什2008年3月22日致马英九贺函）。
此外，台湾问题本是中国的内政，但台海关系一直是复杂的问题。蒋经国经历过对大陆政策的矛盾和抗拒的心态，使得台湾当局的“大陆政策”充满了犹豫和摇摆，但蒋经国坚持“一个中国”、追求统一的立场是坚定的，对“台独”势力始终保持警惕，采取了严厉的压制和防范措施。后来，台湾对大陆政策也进行了缓慢的调整，首先在两岸民间交流上放宽了限制，默许台湾人士以民间身份与祖国大陆接触，两岸民间交流姗姗起步，这为两岸关系的解冻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后来的大陆探亲，大陆经贸往来频繁，两岸关系得到了缓和与发展。
毋庸置疑，蒋经国在台湾当权十三年，虽然这时期的改革只是一种有节制、有限度的体制内的改良性变革，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其对台湾社会发展的重大作用。不管是政治、经济、思想还是台海关系，在蒋经国的指引下，台湾在磨砺中逐渐走出了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
尘埃落定，任人评说
天命不可违，一代“政治强人”蒋经国由于多年操劳，身体消耗大，晚年积劳成疾，1988年1月13日下午1时50分左右，以专制手段来结束专制制度的蒋经国病逝于台北市“七海官邸”，成千上万的台湾人自发地在街头列队向蒋经国鲜花致哀。报载是日台湾，天气晴朗，阳光和煦；台湾全岛，鲜花售罄，一枝难求。
听到经国逝世的消息，邓小平立刻召集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邓小平表示，当蒋经国依然健在时，“中国的统一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困难和复杂。国民党和共产党过去有过两次合作的经验。我不相信国共之间不会有第三次的合作。可惜，经国死得太早了。”
台湾的历史进程中选择了蒋经国，在历史转折点上，台湾社会的民主转型，又是一个相对比较宁静的过程，没有大规模的暴力与流血，这当然是政府与民众的智慧。当然，与历史上任何一次改革一样，蒋经国晚年的政治改革也不可能尽善尽美，说蒋经国开启了台湾民主化言过其实，只是他站在历史的关键点上，认清了天下时势，做出明智的决定，功不可没。马英九在蒋经国逝世15周年时发表的追思文章《历久弥新的身影——蒋经国》中说：“15年来，在任何一个‘谁对台湾贡献最大？’的民调中，经国先生始终高居第一。”因而台湾民众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不会忘记历史转折中的蒋经国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