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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云，“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更别提王安石变法了。王安石变法下，百姓的生存现状是什么？
苏东坡对词文化的贡献有哪些？词不再是娱宾遣兴的工具，而是和诗一样的抒情言志的文体。本文将为您解答。
一、王安石变法
造成米贱钱荒的局面
如果说官府收税要钱不要米，造成米贱钱荒的局面，使饱受自然灾害的农民雪上加霜，那么，以救济百姓青黄不接为名，由官府发放贷款的青苗法，则是给下层民众设下的又一道陷阱。
每年青黄不接之时，豪强兼并之家乘人之危，放高利贷来获取巨利。青苗法本来是针对这一情况而颁布的，试图以政权的力量剥夺兼并之家放贷的特权，农民直接向官府贷款度过饥荒，待到秋收之时再本息偿还。立法的本意并非不好，实际执行的过程中却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广大民众被迫接受国家的贷款，春借秋偿，本利相加，一旦遇上天灾人祸，根本无法偿清，在官府严催紧逼之下，只好又付出加倍的利息向豪强富户借钱，来偿还官债，以至于弄得倾家荡产。尽管国家因青苗法所得的利益确实可观，贫苦的民众却深受其害。
为了贷款，为了纳税，为了还债，农民常常丢下手中的活计，拄着杖，带着干粮赶几十上百里山路进城，大半的时间就这样白白地耗去。贷得的青苗钱经过几次辗转早已不名一文，家境却日益贫寒，唯一的“收获"是小孩子们跟着大人颠来跑去，不知不觉间己学会了城里人的口音。
山野小民哪能有这样的风雅境界啊，只不过近来已经好几个月食淡无盐罢了。
官府当然不会对这种公然的武装贩运私盐不闻不问。很快，朝廷便派遣专人前来督导两浙盐务，严刑重罚，厉行严法。
对民众的悲悯与对新法的不满在苏轼心中复杂地交织着，他以特有的敏锐观察生活，以无私无畏的精神揭露现实，他的这些诗歌一经写出，立即被人们争相抄录，广为流传。有时候他也真的努力过，真的希望自己能到“休问事"、“莫吟诗"，学会沉默，将所有的不满都藏在心里。
我们并不否认，对于王安石的变法，苏轼的认识是很不全面的，有时甚至带有一些个人意气。在复杂的社会政治领域，无论是思想的高度，还是目光的远大，苏轼都无法与一代名相王安石相提并论。但是他本着对下层民众深切的同情，本着独立不倚的立朝大节，从实际出发，敏锐地发现问题，指出新法实行中的弊端，希望“有补于国”（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这样的良心、勇气和节操，确实难能可贵，永远值得我们崇敬和学习。
陈襄走了，几年来甘苦与共的好友走了，一种难以言喻的失落感在苏轼的心头涌起。
二、苏东坡对
词文化的贡献有哪些？
词，在我国文化史上是一种非常独特、非常微妙的文学样式。它的萌芽可以追溯到隋唐，那时民族的大融合带来中土音乐的新发展，词便是配合这种新兴音乐的演唱而产生的。所以，从根本上来说，词就是歌词，最初只在民间流行，以后才逐步为文人所注意，成为歌筵酒席上娱宾遣兴的重要文艺形式。在第一部文人词集《花间集》的序言中，五代词人欧阳炯曾描述了我国古代歌唱文学产生的具体情景：
绮筵公子，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
绣幌佳人，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
倚红偎翠，浅斟低唱，词，就在这样华美、温情、浪漫的氛围中定型、成熟，渐渐发展成一种可以脱离音乐而存在的独立的文学样式。这种别具一格的生长环境，使词具备了与诗截然不同的特质；它是一种纯娱乐．纯消遣性的抒情文学，可以在任何场合对任何人演唱，多以女性的口吻抒发人所共有的纯粹的情感，特别适合表现人心深处低徊要眇、豳约怨悱的情愫。
词的出现，使生活变得更加多彩，使过分严肃的中国士大夫的精神世界有了一块温柔的小园地。从此“以男子而作闺音”（清．田同之《西圃词说》）成为文学史上司空见惯的现象。但是，一种事物的优点，有时恰恰就是它的缺点；这种二律背反在词这一文学形式上体现得尤其明显，题材的单一，内容的狭窄、风格的蒌靡、词品的卑下、个性色彩的模糊不清，乃至表现手法的陈陈相因，都是词所固有的弊端。因此，词一方面受到人们普遍的赏爱，一方面又遭到舆论的轻视和排斥。
词必然要在保持婉曲多折的审美特性的基础上，寻求自我完善、自我更新的途径，以便积蓄更加强大的力量，在文学领域争取争取合法正当的地位。整体而言，词依然跳不出“艳科"的樊篱，需要一支雄才大力的如椽巨笔，来打开一个全新的世界。苏轼便在这个关键的时刻登上了词坛。
当时声名最著的词人是柳永，“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
苏轼这一时期的作品，已明显地表现出新的倾向：不再“以男子而作闺音"，词人自己直接成为抒情主体；心头常有特定的人物作为写作对象，使没有个性的小词变得个性鲜明；语言明净风清丽；每首词的词牌之下差不多都有说明题材或主题的副标题，这也是传统词人很少有的作法。
苏轼作词另立标题，说明他已经有意识地顺应这一发展趋势，将词牌视为与内容无关的形式，使词作内容完全摆脱了音乐的束缚，标志着词体的进一步独立。这些特点，在写给陈襄的一组送别词中，都有非常充分的表现。
苏轼对词体的全新认识：词不再是娱宾遣兴的工具，而是和诗一样的抒情言志的文体。
本文素材选编自《苏轼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