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珅确有过人的才能。他除了通晓满文汉文外，还通晓蒙古文和藏文，而且能用这两种文字为皇帝书写诏谕。和珅在柄政的20余年中，曾在内政、外交方面向乾隆提出过一些有价值的建议，也曾为乾隆处理过不少棘手的内政、外交问题。如在乾隆四十五年( 1780)，和珅在奉命查讯李侍尧案回京后，提出改设潞江、磨黑两地税口，禁止云南私盐的盛行，整顿云南官铜以禁止私钱流行。乾隆四十六年（1781），和珅在参与镇压甘肃回民起义后，建议乾隆增兵陕西、甘肃等。这些建议都被乾隆立即采纳，并对稳定乾隆的统治起过不小的作用。

和珅

乾隆宠信和珅的更为重要的原因还是因和珅对乾隆的百般逢迎。和珅自钻营到乾隆身边后，对乾隆的脾气喜好多方揣摸，因而他对乾隆的逢迎总能做到投其所好，恰到好处。乾隆喜吟诗作赋，和珅便潜心钻研，不时舞文弄墨，乾隆好大喜功，晚年耽于冶游，和珅则随侍左右。在乾隆的日常生活中，和珅对其更是体贴入微，以至每当乾隆有咳唾之事时，身为军机大臣的和珅竟亲自以“溺器进之”。和珅对乾隆侍侯得如此周到，如此尽心尽力，乾隆对其自然宠爱有加。

乾隆

根据近年来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使人们对和珅在乾隆后期实行的议罪银制度中的作用有了新的认识。

和珅在乾隆后期的主要作为之一，是替乾隆大肆敛财。和珅曾替乾隆建立了一套专门用以敛财的议罪银制度。议罪银又称“自行议罪银”、“自请认罪银”等等，是乾隆要那些犯有过失或根本没有过失的地方督抚、盐政、织造、税关监督等握有财政大权的大员，不断地向封建王朝和皇帝个人输送钱财的一种制度。这种议罪银的数额一次动辄以数万、数十万计算。这笔数目庞大的议罪银绝大部分缴进了内务府银库。和珅经理议罪银的出人，通过专门的办事机构“密记处”检查议罪银的执行情况，每隔半年还要向乾隆做一次详细具体的汇奏。和珅通过监督、实行议罪银制度，在大饱私囊的同时，也为陷于财政危机之中的乾隆开辟了一条生财之道，乾隆因而对每年的这笔议罪银非常重视。

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八月二十二日，正准备归政的乾隆不忘嘱咐军机大臣“归政后所有现在议罪各项银两不必交宁寿宫，向例应交何处仍交何处”。和珅为乾隆敛财为中外所瞩目，连当时来华的朝鲜使臣对议罪银的来龙去脉也了解得十分清楚。朝鲜使臣在给国王的汇报中指出：“和珅权势隆盛，货贿公行，庶官皆有定价，……罚银充内务府充公用。和珅伎俩称以富国强兵。专尚损下益上，故富民怨之。”和珅监督实行议罪银制度，虽遭致富民之怨，却得乾隆之宠。

以上种种原因，使乾隆对和珅的信任超过了对他那些皇子的信任。

正如英使马戛尔尼所说：乾隆的诸皇子“乃无一人能略握政柄。宁举全国政柄，畀诸相国和中堂一人”。乾隆在实行训政后，对和珅的依赖更甚于前。因为嗜权如命的乾隆既想紧抓权力不放，又因精力的衰疲事实上做不到。怎么解决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呢？那个被乾隆视为最能体会其意图又能将其旨意不折不扣贯彻下去的和珅，被乾隆作为替身推向了权力的顶峰。

乾隆在训政后再次不断给和珅加官晋爵。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和珅调任正黄旗领侍卫内大臣。六月，调镶黄旗满洲都统。嘉庆二年(1797年），命管理刑部，退去户部事，旋因军需报销，仍兼理户部。这一年八月，大学士阿桂去世，和珅升为首辅。嘉庆三年(1798），晋和珅公爵衔。这样，和珅一身兼任军机大臣、文华殿大学士，兼掌吏部、户部、刑部，同时手握京畿警卫人事权，人臣之宠，无以复加。和珅的地位和权力迅速地膨胀起来。和珅“承旨书谕，一手经理”，成为出纳帝命之人。